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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寶香港】東莞黨史人物故事|張如:積極開展地下工作,支持抗日遊擊隊抗擊日本侵略者

2021年05月28日 20:53 0人蔘與  0條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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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如(1911——1999),原名張廣業,又名張虞,東莞莞城博廈人。1925年入東莞中學讀書。1932年與幾個進步青年到上海尋找中國共產黨組織。翌年回到東莞,祕密出版進步書刊,宣傳進步思想。1935年7月加入中共外圍革命組織中國青年同盟,在東莞組建分盟並擔任書記。1936年秋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7年4月,中共東莞縣工作委員會成立,任副書記兼高埗支部書記。1938年4月,中共東莞中心縣委成立,任縣委委員兼東寶邊區工委書記,積極開展地下工作,支持抗日遊擊隊抗擊日本侵略者。1939年1月,東寶地區淪陷後,任中共東寶聯合縣委書記。1940年9月任中共香港市委委員、市委組織部部長。香港淪陷後,中共香港市委取消,任港九特派員。1943年2月任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珠江縱隊教育幹事。

1945年10月,調到廣九鐵路以西地區的抗日民主政權東寶行政督導處當祕書,隨後調往廣州,從事文化宣傳工作。1946年6月到香港經營一個農場,與黨組織保持密切聯繫。1948年2月調到中山、順德地區搞農村武裝工作。1949年5月調到粵贛湘邊縱隊,在紫金縣人民政府工作;9月調回東莞軍管會當祕書。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東莞縣土改委員會祕書,東莞縣人民政府建設科科長、水利科科長,中共東莞縣委常委,東莞縣人民政府副縣長,東莞縣政協副主席,惠陽地區水電局副局長、科技局副局長等職。1982年離休。1999年7月逝世。

《張如同志回憶 三十年代東莞的革命鬥爭》

(根據1981年8月20日談話錄音整理)

李紹涵整理

一九二四年我在莞中讀書,當時莞中情況是比較落後的,開始活躍起來是黎樾庭來當校長的時候。那是一九二五年,黎樾庭當校長,袁昌善(叔詢)當教務主任,黎樾庭走後,袁昌善接任校長。黎樾庭即黎協萬之兄,他帶了一班老師來,都比較進步,後來知道是黨員的,一個是袁昌善,一個是黃華東(以後好象當訓育主任)。其他具體情況就不清楚,當時我還年少。不過,他們到來後,學生就比較活躍,講打倒列強除軍閥,因為正好是北伐時期——一九二五年前後,所以,組織學生出外宣傳,組織“新學生社”,就更加有組織的活動。學生中比較活躍的有李洪舉(學生會主席)、周棠、李本立,還有何若堯(後來聽説他們當過縣委)、鍾天假(橫坑人)、 莫創基(蕉利人),李洪舉應該知道一些情況。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變後,在年底,國民黨又來莞中捉去一位工友,後來槍殺了。其後,在一九二八年,賴成基曾負責過東莞黨工作,不久,縣委機關就給國民黨破壞了,李鶴年、賴成基先後被捕。李當時在篁村教書,也是縣委之一。

大革命至一九二九年縣委被破壞後,即與上面無聯繫。一九三零年“兩廣”省委曾派過人來石龍,當時是李富春做省委書記,以後蔡和森作為中央特派員駐在香港,蔡被捕犧牲後,“兩廣”都斷了關係。那時,東莞剩下的幾個黨員,如周棠、蔡焯(犬眠嶺)、杜炯、馮華等,都失了關係。到一九三一至三二年,張申、黎協萬等回來了,但都沒有組織關係。由三零年後,東莞沒有組織的活動,東莞學生被壓制得很緊,因為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以後,反共空氣很濃厚,所以沒有組織活動。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後就不同了,當時上海出版的文藝書籍、雜誌比較進步,學生有進步趨向,但一直都沒有什麼活動。有些要求進步的青年都想離開東莞,去找組織關係,當時看到紅軍和蘇聯革命後的情況,看到紅軍在瑞金的活動,在此影響之下,有些青年如謝陽光、何與城等就去上海找組織。

到底什麼時候開始恢復一些進步的組織呢?據我估計,最早是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四年就比較好了。因為一九三三年王士釗在莞中圖書館當管理員,何與城在公園那間圖書館當管理員,我也於當年八、九月左右從上海回來。我也去過上海找組織,在上海見到謝陽光、謝勉修、陳沛隆等幾人,照現在所知,他們開始有了團的關係,但我與他們關係不密切,他們不敢向我暴露。

在上海住了一陣,當時我弟弟在上海讀書,他不在市區,是在上海近郊南翔立達學校,是農村,我在那裏住了幾個月,找不到關係,不如返東莞自己搞, 所以就回來了。返莞後住在秀園(原在人民公園缽魚山腳下的中山紀念堂旁邊,現已毀),在那裏養雞,養蜜蜂,很接近莞中和公園的圖書館,經常找書看,所以與王士釗(住莞中)、盧仲夫(當時做教師)、何與城(住禪心院)經常來往,互相醖釀活動。

由一九三四年四、五月起,在秀園組織一些莞中學生活動,沒有什麼名目,只是研究社會科學,學點世界語。我教世界語,叫王士釗組織莞中一些進步學生參加,來得比較多的有王魯明(當時叫王壽祺)、王炎、張士升、李秉常(後來到了西南聯大讀書)、黃莊平、何照明(已死),後來越來越多人蔘與,但這幾個還是中心一點,經常開開會,沒有什麼組織,只隨便談論一下。當時主要看的書是《社會科學概論》,這本書啓發很大,另外還有《大眾哲學》。我們搞起來後,推動了莞中學生,組織了許多讀書小組。那時經常閲讀的有《讀書生活》、《世界知識》,還有許多雜誌,比較著名的是《讀書生活》,當時算是好的了。到一九三四年底, 我們自己出刊物,是我、王士釗、盧仲夫,王魯明等。刊物叫《農村戰線》,出了兩期,是油印的,自編、自寫、自印, 印後還得自己掏錢寄到東莞所有小學。到一九三五年初, 國民黨發覺了,聽説是茶山一個教師收到後報教育局,説有共產黨活動,是共黨刊物,實際當時什麼組織都沒有。不過,那份刊物從內容來説確是很“左”的,號召農民抗租抗税、暴動,説的都是共產黨那一套。本來那時已經是統一戰線了。因此,大概在三、四月間,國民黨便發出通知,要緝拿共黨,我們都知道,因為盧仲夫都在當教師,當時覺得反正在東莞搞不出什麼,又未取得關係,曾經考慮想走人。

正當我們想走時,陳健來找我。他為什麼會來找我呢? 因為他是東莞人,有幾個人長期與他有來往,受其影響,一個是陳沖、一個是張周沫(即張聯,當年在莞中高一讀書)。當時莞中學生到秀園是比較公開的,差不多是一個進步據點,因此,他可能知道這條線。陳當時在廣州讀書,也未參加組織,想去日本,他回東莞後,約於一九三五年七、八月間便與王啓光一起去了日本。

陳健到莞後,即叫張周沫找到我,叫我去他家坐。他就住在市橋附近北門正街一座華僑的大洋房裏,和我談了一 下,知道我們的情況後,説介紹我們參加“中青”,我們當然很歡迎。我們約好一個關係,他就走了。所以陳健和東莞的關係就是開始搭“中青”這條線。

當時“中青”已在廣州活動,是王均予到廣東建立的,叫“中國青年同盟”。後來,我去廣州與“中青”聯繫上。第一批入“中青”的大約在三五年六、七月間。暑假期間,我去廣州二、三次。“中青”的活動一是組織青年讀書會, 二是宣傳抗日反蔣,沒出過什麼刊物,比較大的活動是三五年學生運動,是“中青”發動的,當時北京“一二九”運動,東莞是十二月十六日,學生組織大巡遊,具體組織情況王魯明比較清楚,他是莞中學生會主席,張士升也清楚。東莞學生受壓多年,重新爆發,所以這次學生運動可説是一個轉折點。當時“中青”只有我,王士釗、盧仲夫幾個人,名義上由我負責,只有一個東莞分支書記,下面有十幾個參加的。分支書記是我,至三六年撤銷,轉黨了。因為那時統一戰線,其他組織已公開化、羣眾化,認為“中青”象第二黨,事實不是黨,是羣眾組織,差不多是共青團,又不等於共青團,應該是外圍組織,但那時祕密活動,關門主義也是有的,所以也不例外地要解散。

“中青”比較大的活動是組織學生搞了一次學生運動,以後就動員“中青”同志下鄉。王均予三五年底來過東莞兩次,住在秀園。第一次來莞叫我們幫印一些刊物,當時我叫張士升想辦法。張找到麥祖蔭,麥在莞中讀書,比較進步,他家是大地主,很有錢,他哥叫麥應祺(現在還有此人)在石龍開印刷鋪,叫“萬和”,答應給我們印。張便把稿帶去石龍,王均予也跟了去。印好後還叫麥應祺帶到廣州五仙門電廠附近,麥也肯送去。當時刊物內容是很進步的,我沒有看過,刊名叫“旗杆”,是小報形式。第二次來莞時,剛好遇見謝陽光從上海回來,可能上海當時白色恐怖,是疏散回來的,東莞何與城、謝勉修二人在上海被捕,大概三五年秋,他兩人是上海一個區的共青團委員,但不同區。他們被捕後,可能是形勢緊張,所以組織上叫謝陽光、趙學、陳沛隆三人先行返莞。因為王均予在上海中央發行部搞發行工作時,謝陽光也在上海“左聯”或“影聯”搞發行,大家曾經見過面。這次突然在東莞相遇,使王均予警惕起來,立即返回廣州。

謝、趙、陳三個都是東莞人,他們曾問及東莞有無組織,我們説沒有。後來聽他們説,是上海共青團組織叫他們回來的,當時約好回來安頓後再寫信去某旅店聯繫(當時一般聯繫都是這樣,而且都有暗號)。他們曾寫過幾封信去上海,但都得不到回覆,原因不明。後來,他們在東莞、廣州、香港等地走動了一下,到一九三六年在香港由王均予接上關係,那時王均予是“市委”,至當年十月才介紹到東莞。

東莞建立“中青”後,大家都分頭下鄉,我到了高埗,辦了一間學校。在此以前,到廣州與“中青”聯繫,多是我去;以後就由王士釗去。王於三六年八、九月入黨,當時已準備撤銷“中青”,所以“中青”的骨幹大多吸收入黨,最早是王士釗,我也差不多同時被吸收入黨。這是一條線。

第二條線是謝陽光,他們一直是共青團,未入黨,至一九三六年秋,接上關係後被吸收入黨。

第三條線是王啓光,他一九三五年到了日本,很快就沒錢了,約三六年初回國,在廣州見到張定邦,被吸收入“中青”,他還想回厚街籌款再去日本,但籌不到,所以,經常來往於廣州、厚街。在張定邦處,有時也見到王均予,他沒有錢,又無職業,有時搞搞抗日活動,最後於一九三六年八至九月,張吸收他入黨。以後,他便返厚街,他的關係一直沒有介紹到東莞,直接與廣州張定邦聯繫。

到三六年底,我也不知道東莞有無“特支”,文化大革命紅衞兵追問我“特支”問題,説我參加“特支”,我説沒有。現在估計,如果有“特支”的話,就是王士釗、王啓光、張周沫(即張聯,他當時有無參黨,我也不知道,沒有介紹過來莞)。王啓光説是我,我覺得奇怪。我大約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到過厚街,與王士釗、王啓光開過一次黨小組會,是否“特支”呢?王啓光也説不清楚,可以問問王士釗或張定邦可能知道,我估計到東莞關係是由張負責聯繫的。廣州市委成立後,有個外縣工委,負責人姓麥,來過東莞,一個姓胡,我都見過。張定邦是東莞人,在莞中讀書時認識他,沒有回過東莞。所以,東莞“特支”可能是真的,但我沒有參加。我到厚街開過一次會,後來我問王啓光“特支”在哪裏開會,他説是在莞城附近開過一次會,也記不清,大概“特支”沒有搞過什麼工作。王啓光説“特支”是他當書記。但到一九三六年底,謝陽光回來了,上面叫東莞成立“東莞工委”,是一位姓盧的同志來傳達的。

我記得“東莞工委"是在望角開會成立的,為什麼會在望角呢?那時王魯明離開了莞中,大約在三六年十月左右被捕,他是學生會主席,莞中的軍訓教官鄺達説他在莞中貼標語,反對蔣介石,把他拉去。實際標語不是他貼的,是陳富根貼的。陳富根當時沒有組織關係,也未參加工作。王魯明放出來後,離開了莞中,到湛翠、望角當教師。那時望角沒有什麼組織,陳沛隆、陳昶也不在望角,所以我們就在望角成立“東莞工委",謝陽光當書記,我當副書記。其他工委成員我記得不大清楚,好象是王魯明、王士釗、盧仲夫。但是工委成立前後,王啓光、張周沫的關係一直沒有轉來,直到一九三七年才在寶安接到王啓光的關係,到底什麼原因,現在還弄不清,可能外縣工委的張定邦、温灼華會知道。不過成立“東莞工委”大約是一九三六年底到三七年一月左右,因為那時大家都穿着棉衣,臃臃腫腫,在望角祠堂開會,所以印象很深刻。

當時有黨員的點是望角、高埗、莞中。王河是三六年十一月在厚街由王啓光介紹入黨的,當時厚街有幾個黨員。太平有黨員,是王士釗發展的,太平、高埗、望角、莞中,好象石龍也有,就是這幾個點。

照王啓光説三七年四、五月間與廣州關係不很密切,與東莞沒聯繫,到三七年四、五月間,當時駐在厚街的國民黨軍隊調去寶安,他和這些軍隊有接觸,想跟去寶安活動,親自去廣州找組織,組織同意他的意見,到寶安後,才將關係介紹到東莞縣委,當時是姚永光當書記,是三七至三八年。

“東莞工委”到一九三七年八、九月左右,上級派了姚永光來,姚與劉媽兩人來。那段工作姚永光、劉媽比較清楚,他們現還在世。劉媽即王夫,現在省科委計量局當局長,他到東莞有一段時間。姚來後説上面意見撤銷“工委”,成立中心支部,那些人我不知道,中心支部管下面很多支部。那時我在高埗,黨員有我、王河、陳前、鄧德昌、王鈞諾等。中心支部負責人在一九三八年初知道是姚永光、袁鑑文、王作堯三人。

到三八年四、五月份成立縣委,姚永光是書記,袁教民 (袁鑑文)是組織部長,王作堯是宣傳部長,除他們三人外,還有哪些是縣委?有人説我是,但沒有人對我説過,也未參加過縣委會議。

三六至三七年我在高埗,三八年一月左右,東莞成立了“民眾抗日自衞團統率委員會”,我打入其中活動,提議組織一個工作隊,下各鄉宣傳,當時張我東當統率委員會主任,他也同意,反正要搞些形式,做些工作,實際這個委員會是想抓羣眾武裝。大約二月左右,由我組成了工作隊,到樟木頭、清溪、塘廈、鳳崗,又到過懷德、霄邊、大朗、黃江、梅塘許多地方,主要工作是開闢新點,宣傳組織羣眾,開闢的點都派一些人去當教師。我們到過章閣,離開後,派了黃莊平、謝堅去當教師,梅塘那個點陳慶南在那裏。

到一九三八年五月左右,我去了武漢長江局學習,學習期間東莞成立縣委。學了二、三個月,回來時大約七、八月份,剛好縣委辦訓練班,我便將學習的內容在班裏講,那期班王河、何鼎華、王魯明、陳坤、劉媽參加,地點在力行小學(即莞中附近、現已拆掉)。不久,又開第二期,我也去上了課,地點在陳富根同志的一間屋裏(陳的母親現尚在)、張英、趙督生、蔡卓、陳福媛、張靜之、王鈞諾等參加。

九月以後,縣委派我去寶安,準備成立寶安工委。當時王啓光在寶安中學當教師,認識寶安縣長(原來是在厚街國民黨軍隊的)和國民黨書記長。我們派了一批人去,陳坤、黃莊平等。不久,日宼登陸,羣眾紛紛走避,我們在南頭站不住,便將人拉回章閣。東莞當時成立“壯模隊”、“壯常隊”,因我在寶安,所以不清楚。

到章閣後,日寇打到東莞,由惠陽登陸打到博羅、增城,再回頭打石龍、樟木頭,再到東莞。東莞黨員和進步羣眾集中起來,準備對付,集中後分兩路,一路是姚永光帶了 “壯常隊”跟了國民黨(張我東)軍隊走,出了香港;另一路在飛鵝、大嶺山,由王作堯、袁鑑文帶領,第一步集中飛鵝,第二步到大沙。後轉章閣,因為當時章閣有一部分人。

我到章閣後,曾經找過縣委,縣委根據當時形勢,要我們成立“東寶邊區區委”,由我、黃高陽、黃木芬三人組成。黃高陽當時已由縣委派在塘廈、鳳崗搞過一段工作。區委領導寶安縣以及塘廈、鳳崗、清溪、樟木頭一帶。黃高陽組織過各鄉自衞團,這時全部集中在章閣,有二百多人(槍),很大規模,楊培、張松鶴、蔡子培等都來了,成為一個點。日寇未到過那裏,後來掃蕩鐵路,由塘廈到觀瀾,從旁邊經過,沒有打,當時大家都未打過仗,如果真的打起來,恐怕也很不妙。結果日寇去了南頭,過龍華時黎協萬、盧洪婉等領導一個工作隊由太平到那裏,被日寇機槍掃射,第一、三、五人都犧牲了。

後來,黃高陽帶來的人要回去了,因為日寇掃了一下,大家都想回家裏看看,楊培等也跟着去了,剩下我們原來的一批人。以後王作堯、袁鑑文等到了章閣,所以縣委也在章閣,但是縣委書記姚永光到了香港。到三八年底(春節前),組織通知我到香港,姚永光準備調走,叫我接任縣委書記。以後姚返合埔,我仍回章閣,當時縣委由我、王作堯、袁鑑文三人組成,我當書記。

我回來後,縣委主要工作第一步是安頓好組織,因為經過變動亂了。後在白花洞開過一次縣委擴大會議,主要是建立組織,成立了五個區:水鄉區,劉媽負責,張申、王鈞諾都在水鄉;莞太線區,負責人記不起;大嶺山區(包括篁村)黃佳、張英負責;塘廈區(包括鐵路沿線)黃萬順負責,劉曼之也是區委;莞樟區負責人記不起了。主要任務是通過區委,找回原來失散的黨員關係,恢復各地組織據點,這一工作做好後,我們將縣委搬到苦草洞,準備動手進行健全武裝工作。

武裝是怎麼來的呢?我們駐在章閣時,國民黨的913團駐在白花洞,在寶安時王啓光與他們的李團長混熟了,後來駐白花洞,我們就派王啓光與他們聯繫,他們的團當時打散了,是153師張瑞貴部,張瑞貴走了過惠陽,與該團斷了聯繫,他們不敢走,既不知日軍情況,又無糧食,無情報,所以王啓光找到他們時,他們很高興,要求我們派人去做政治工作,瞭解日軍情況,解決一些糧食(當時有錢也買不到) 。經過我和黃木芬幾人商量,認為可以,便派了一班人去做政治工作,想叫他們不要走,就在那裏打日本。他們叫我們成立政治處,由王啓光當了政治處主任,各營都要求派人去,一直派到連,當政治指導員,黃莊平、陳明等許多人都被派去了,有些搞得很好,替他們整頓軍紀,教育他們不要欺壓老百姓,要打日寇。沒多久,他們與張瑞貴取得聯繫,想離開敵後,要求我們跟着一起走,我們考慮不能全部跟去,可以去一些人,同時,我們也要求他們給一個名義,成立東寶惠邊區人民抗日遊擊大隊,他們同意了,還給了一些帶不走的裝備,一批手榴彈,一些爛槍之類。於是便正式成立了東寶惠邊區人民抗日遊擊隊。現在想來,當時也很幼雅,為什麼一定要用人家給名義,樹人家的旗?其實完全可以自己樹的,這是當時正統觀念的作怪。我們成立了兩個大隊,第一大隊黃木芬當大隊長;第二大隊由自衞團組成,由於分散,實際等於沒有。只有第一大隊在我們掌握之中,約三十來人。經我們動員,來得最多的是高埗,來了十一人,十一條槍,差不多高埗所有的槍都帶來了,而且全部是青壯軍,有些是黨員,有些是建黨對象。因此,我們認為要鞏固這批武裝,在章閣不便於開展整頓和訓練,所以搬到苦草洞,大約是一九三九年一月左右。

苦草洞整編,動員各地人員參加,除高埗比較大批外,還有東坑。整編後發展到四十人,骨幹十來個。一方面動員擴大,一方面進行訓練。整編後,決定由王作堯負責當這個大隊的大隊長,黃木芬另行組織政工大隊,當政工大隊長。因此,王作堯自三九年三月以後,不再兼任縣委和宣傳部長,而由王魯明接任。四月份特委決定將王作堯的第一大隊和黃木芬的政工大隊同時劃歸特委領導,編入王若周部,成為第四戰區第七挺進縱隊第二大隊,另一個是曾生同志在寶安組織的新編大隊,也同屬特委領導。以後,黃木芬便調返廣西,他是梧州人,後在越南邊界搞武裝被日寇殺害。

日寇入侵後,省委成員分散到各地成立特委,東江特委由尹林平負責,東南特委由梁廣負責(包括東莞、寶安、惠陽、香港、中山、澳門),西江特委由羅範羣負責。

王作堯大隊有些是壯模隊組成,也有些沒有參加過壯模隊,初時只有四五十人,有不少是女的。

我們在苦草洞第一個任務是健全組織,第二個任務是訓練武裝,第三個任務是訓練幹部,曾在松園下辦過幾次訓練班。

當時縣委領導下還有很多工作隊:主要是東寶隊,王啓光負責。

訓練幹部以後,縣委搬到塘廈,第四件工作是恢復《東莞新聞》搞宣傳,原來《東莞新聞》淪陷前已有,是國民黨給錢辦的,何鼎華與他們關係很好,由縣黨部羅裕榮(當過莞中校長)拿錢的,每月一百元。何鼎華入黨後,大約是三七或三八年,我們就抓了《東莞新聞》。何鼎華大革命時是共青團,未入黨,後失去關係,是三八年吸收入黨的,誰吸收不大清楚,問姚永光會知道。《東莞新聞》在一九三九年五月, 由何鼎華去找縣長張我東(那時在石馬),答應每月照常給一百元,我們就在塘廈復刊,那時差不多變成縣委的機關報,社論、消息都是按我們的意見寫的。

那時已是四、五月份,不久,反共高潮來了,到四零年初,第二大隊調走了,《東莞新聞》也撤了,縣委機關也撤到大嶺山,打算重新組織武裝。到三九年八、九月,我們到了高埗,搞了十多人,一條艇,由謝陽光負責,象土匪那樣,是劉發如部莫耀(矮仔耀,即莫輝庭)部隊,想拖他們的槍走。那時的工作看來失敗,不是把羣眾發動起來,沒有以抗日保家衞國的名義動員羣眾自己組織。當時周棠也在莫耀處。看來站不住腳,想拉回山鄉,平時知道莫耀有兩條輕機槍,那幾天不見拿岀來,想叫周棠搞那兩挺輕機,周幾個不肯,寧願回家,實際他當時已吃成鴉片,變壞了,於是便斷了他的關係。

那時反共高潮嚴重,我們主要是發展組織,記得當時東莞已有黨員二百一十多人(不算隨部隊調走的),區還是五個區。

謝陽光三七年底去了延安一年,回來在增城阮海天處活動,到三九年七、八月與趙學一起調回東莞,便叫他下水鄉搞武裝,趙學在常平區當區委書記。

一九四零年初,我便準備離開,到六、七月左右,我、袁鑑文、王魯明三人同時調走。我去了香港,王魯明到了惠陽,袁鑑文去了增、博。陳銘炎調來負責,他接我當縣委書記,黃佳、王士釗留下,縣委怎樣組成我不知道,可問王士釗。


來源:東莞廣播電視台    編輯:解冉鋭關鍵詞:黨史;人物;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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